微信已打乱公号推送顺序,请将“元淦恭说”设为星标,以免错过更新。 深圳APEC,使其收获了世界级的媒体关注。从某种程度上说,这是深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“中国第三城”的加冕礼。 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以来的回溯数据,深圳的GDP实际上在2012年已经超越广州,自那时起,深圳就已经成为了“中国经济第三城”。但一直以来,仍有很多人认为,不能单单以经济总量来看城市的地位。深圳虽然经济总量超过了广州,但广州仍然是华南地区的中心。 持这种观点的人可以找出很多例证,譬如广州的交通枢纽地位、广州的科教医疗实力、广州的三位数区号,乃至于广州的《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》中有“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”的表述。 然而,要用这些来论证今天广州仍然是华南乃至珠三角的绝对中心,实际上都是不够的。广州长期以来的确是华南乃至中南地区的中心,因而自然在铁路、航空、高等教育、医疗、电信枢纽等领域拥有“大区中心”的标配。但 这些地位都是历史形成的,并不能代表今天广州在高层心目中仍有比深圳更高的位置。 要判断一个城市在国家战略中的整体地位,还要综合政治面、政策面的更多信号。 譬如,给没有给一个城市重大的政治定位和特殊使命,这比某个规划文件里写一个“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”、还是“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”、“XX区域重要的中心城市”重要得多,而深圳,就恰恰在2019年被赋予了一个独一份的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”的地位。 又如,是不是在一个城市安排重大外事、多边活动,因为这样的活动反映的不仅是中央层面的信任和认可,也可以扩大城市的国际能见度。前天祝酒词里“看五百年的中国去北京,看一百年的中国去上海,看五十年的中国来深圳”,这本质上就是对京沪深这一三大城市定位的最高背书。 高层在重大主场外交活动之外,是否经常亲临一个地方考察,也是判断一个地方地位的重要标尺。2012年12月以来,高层已经四次到深圳,而且每次在深圳的行程安排得都比较丰富,特别是前海,他此前就三次考察前海,而此次APEC的工商领导人峰会也安排在了前海,相当于“四赴前海”,相反在2012年以前和前海、横琴并称的广州南沙,他至今都没有考察过,存在感已经越来越低。 此外,对一个城市主官的安排,也可以反映其真实的政治地位。过去十多年来,在大部分时间里,深圳主官的配置都高于广州,而且深圳主官的后续发展路径也优于广州主官,已成为晋升到广东省长的热门职位,而在新时代之前,广东省长往往从广州书记中拔擢,而深圳书记要晋升往往会外调到其他省份。这也反映出深圳在广东政坛重要性的提升。 有人可能会说, 高层对深圳的重视程度提升,是深圳经济体量扩大之后的“水到渠成”。这当然是问题的一个方面,但并不代表全部。 今天的深圳,已经是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GDP总量最大的城市,也是这一区域实际上的经济中心。这一地位的形成,既有46年来经济特区政策和中央一系列资源(如大型央企、交易所)投入的积累,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深圳市场经济充分发育的结果。 从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来看,广州和深圳历来走的不是同一条路线。从所有制结构来看,广州的外企和国企(尤其是省属国企)更发达,大型民企较少;而深圳的大型民企明显更多,经过改革开放数十年的积累,2012年以后这些民企到了技术突破、营收爆发的收获之时。 从产业结构来看,广州的优势产业主要是外贸、消费、石化、燃油车等,而深圳的优势产业主要是电子、金融、互联网、新能源等。最近几年来,深圳的经济增速整体快于广州,广深经济差距逐渐扩大,原因正在与两座城市产业结构的代差。以2024年深中通道通车为标志,深圳已经从广深之间的节点城市,变成辐射整个大湾区的枢纽城市。珠三角西岸城市都想搭上深圳发展的便车,这意味着深圳在珠三角的经济“一哥”地位已获得了广泛的承认。 最近十几年科技革命的突出特征,就是电子工业的崛起。消费电子、互联网、AI,乃至电动车、无人机,共同的硬件基座都是电子工业,这不仅是近年来扩张最快的工业部门,更是全球科技竞争和大国博弈的核心领域。 深圳作为中国电子工业和产业链供应链的中心,在高层心目中的重要性自然与日俱增。 前些年所谓的,“美国打的是粤海街道办”的梗,虽然是调侃,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深圳的重要性。 而且,这些年关于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问题,外界本来就多有讨论。高层的意图清晰明确,就是要坚持“高质量发展”,就是要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,甚至可以一定程度地牺牲短期速度,深圳代表的就是这样的路径。深圳最初以出口加工起家,发展到今天成为中国本土创新实力最强的城市,在产业迭代的过程中也遭遇过增速的起伏,高层对深圳的重视和肯定背后还有一重一味——闯过转型的关口才会有下一轮增长。所以,深圳不仅承担着带动珠三角的区域功能,参与大国博弈的战略功能,还被视为全国范围内落实“新发展理念”,实现“高质量发展”的模范样板。 高层对深圳重视程度提升,另一重原因是